鉴于此，他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是西汉“文景之治”到汉武帝、昭帝、宣帝统治的时期，大约在公元前179年到公元前48年之间，约130年；

第二个为唐太宗“贞观之治”到唐玄宗开元年间，约为120多年；

第三个盛世就是清朝的康雍乾盛世，从康熙元年到乾隆六十年，长达134年。

第一个是西汉“文景之治”到汉武帝、昭帝、宣帝统治的时期，大约在公元前179年到公元前48年之间，约130年；

第二个为唐太宗“贞观之治”到唐玄宗开元年间，约为120多年；

第三个盛世就是清朝的康雍乾盛世，从康熙元年到乾隆六十年，长达134年。

坤舆万国全图

值得一提的是，戴逸先生在文章着重强调：

传统观点认为汉唐是真正的盛世，无论国力还是文化等诸多方面都达到极盛，而清朝已经开始衰落，不如汉唐。我则以为，康雍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发展程度最高、最兴旺繁荣的盛世。

3月20日，采访稿以《盛世的沉沦——戴逸谈康雍乾历史》为题正式发表，同时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

乾隆《内府舆图》全图

6月19日，北京语言大学周思源教授在中华读书报发表《正确看待康乾之世》一文，以示反对。

他不仅在文章中指出，“不应给予康雍乾三朝以过高的评价”，还认为“康乾之世”远不如“汉唐盛世”。

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

首先，康雍乾时期的经济发展，只是明末以来战乱频仍之后的一种恢复性发展，并不是由于新的生产方式和使用新的科学技术引起的生产力革命性大提高。

更何况，这一时期的中国国力远非“世界第一”。

北京语言大学周思源教授

其次，大兴文字狱、禁锢民众思想、专制、彻底扼杀了民族精神的康雍乾之世，是文化衰败的时期。

对于有清一代的文字狱，《中国文祸史》作者胡奇光指出，“清朝文字狱持续时间之长，文网之密，案件之多，打击面之广，罗织罪名之阴毒，手段之狠，都是超越前代的”。

其结果就是，尽管汉学中的文字、音韵、训诂、校勘、辑佚、考证之类的学问得以助长，“但在西方思想不断翻陈出新、各种学说竞相争鸣之际，中国在明代中后期稍稍活跃起来的思想文化界，顿时变得万马齐喑，中国本来就受到压抑的创新精神至此彻底被扼杀。”

大臣跪拜乾隆皇帝，刊印年代1840年

7月17日，戴逸先生发表《怎样认识“康雍乾盛世”》一文以示回应。对于周思源先生否定康雍乾盛世，列举当时弊端或“失误”的论述，他在文中如是写道：

我的采访文章，题目叫《盛世的沉沦》，其重要内容就是试图阐明“盛世”的辉煌，及其存在的众多弊端，如封建专制主义，闭关锁国，压抑工商，思想禁锢，科学落后等等。

我从来不认为盛世就是美哉善哉，万事大吉。这不是客观的历史事实，也不是辩证的思想方法。

马戛尔尼使团画师笔下的中国百姓

在戴逸先生看来，做出巨大业绩的康雍乾三代帝王，之所以会“落在了世界历史潮流后面”，本质上是“中国封建社会行程的滞后”的结果。

换言之，“中国之所以会落后于西方，是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结构造成的，是长期历史积累的原因，不是某个人的严重失误造成的，任何英雄豪杰都没有回天之力来扭转落后的大趋势。”

其结果就是，“进入18世纪以后，西欧出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中国则由于外国侵略与国内动荡而一蹶不振，陷于到了贫困，落后和长期危机之中”。

码头市场，刊印年代1843年，出自《图解中华帝国——社会建筑风俗》

“金瓯无缺”的“大中国”

从顺治元年（1644）十月，时年只有6岁的顺治在南郊天坛祭天并再次于皇极门即皇帝位开始，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彻底平定阿睦尔撒纳与大小和卓之乱，将西域纳入帝国版图为止，清朝基本完成了“奠定中国版图”的历史使命。

对此，乾隆无不得意地表示，“以亘古不通中国之地，悉为我大清臣仆，稽之往牒，实为未有之盛事！”

《平定准部回部得胜图》之平定伊犁受降

根据“嘉庆志（1820）”所附《皇舆全图》显示：

全盛时期的清朝疆域，西起巴尔喀什湖以东，接帕米尔高原；东至库页岛以及日本海；北抵戈尔诺阿尔泰、外兴安岭至鄂霍次克海；南至南沙群岛之曾母暗沙；西南到喜马拉雅山脉，陆地面积达1300多万平方公里。

更重要的是，此时的版图不仅“金瓯无缺，空前绝后”，领土主权得到了西方各国的普遍认同。鉴于此，有学者认为，“嘉庆志所辑资料终断之年，当是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间坐标”。

《嘉庆重修一统志》中的“皇朝舆图”

总的来说，在康雍乾三代帝王的苦心经营下，18世纪的大清帝国呈现着这样的特质：

首先，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权威秩序被进一步强化，地方割据势力不复存在，吏治相对清明。

其次，秉承着“怀之以德，违之以兵”的原则，清廷采取着灵活的文武政教治理策略，有效稳固了与汉、蒙、藏等民族的一体化政治关系。

第三，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士人依托于科举制度能够获得权力的满足，经济发展，商业繁荣，人口增长，农民生活相对自足。

马嘎尔尼使团随行画师笔下的乾隆

鉴于此，清代中国是当时世界上的最强国家之一，北京不仅是最具国际性意义的都市之一，也是东方世界的交流中心。

一方面，周边的朝鲜、日本、琉球、安南、吕宋、暹罗、缅甸、汶莱等国以及东南亚、中亚、西亚诸国保持着与清朝的传统往来关系，而且还是与欧洲各国交往最为频繁的东方帝都。

另一方面，同期的巴黎、伦敦、莫斯科、罗马等欧洲城市相比，北京在城市规模、人口数量、财富积聚、文化含量等方面依然保持着明显优势。

简言之，基于国家统一、政治稳定、国力强大等宏观维度判断，康雍乾三代帝王所做的工作，还是值得肯定的。

康熙、雍正与乾隆画像

“盛世”背后的民穷困局

尽管此时的大清帝国正步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盛世”，但正如法国教士杜赫德在《中华帝国志》一书中所说的那样：

这个世界上最富强繁荣的帝国，在某种意义上说来非常贫乏。她虽然地域辽阔，土壤肥沃，也不过勉强可以维持居民的生计。大胆的说一句，他们需要再大一倍的国土才能安居乐业。

18世纪末跟随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主计员约翰·巴罗也认为，“中国农民生活状况之所以如此低下，关键在于人均土地面积的不足”。

《图解中华帝国》里的中国民众

在古代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一直是衡量民众生活水平的核心指标。

对此，清朝中叶学者洪亮吉认为，“一岁一人之食，约得四亩”。也就是说，要想维持最基本的温饱水平，人均耕地面积至少要达到4亩。

但结合《清实录》《大清会典》等文献当中的记载，乾隆十八年（1753）时，人均耕地面积已经跌至3.69亩，低于4亩的警戒线；乾隆四十九年（1784）时跌至2.45亩，等到了嘉庆十七年（1812）时已经跌至2.18亩。

《图解中华帝国》里的中国民众

尽管有学者考证后认为，文献中的收税地亩数约合真实耕地总面积的1/3略多一点，但考虑到小农经济与生俱来的局限性、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以及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侵袭，使得很多中国民众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

约翰·巴罗就发现，“在中国普通人中间，人们很难找到类似英国公民的啤酒大肚皮或英国农夫喜气洋洋的脸。他们天生就身体瘦小，满面倦容，很少有人在面颊上显出健康的红润”。

他还注意到，“吃了没”不仅是民众见面打招呼的日常用语，还有着一定程度的祝愿之意。对此，他颇为无奈地表示，“中国老百姓们希望能够享受到的最大乐趣，就是吃饱饭”。

《图解中华帝国》里的中国民众

可以预见，中国民众的着装、居所等条件必然普遍都很差。约翰·巴罗在游历了直隶、山东、江南、浙江、江西等五省之后指出，直隶农民的生活最为艰苦：

他们的房屋矮小破烂，土地耕作很差。他们的房屋是四面泥墙，屋顶铺芦苇、稻草或高梁杆，房屋外一般都是土墙围绕，或者说结实的高梁杆篱笆屋内用草席分成两间，每间墙上开一个小孔通风和进光线。

他们的食物主要是米饭、栗或其他谷物，加点葱蒜，有时作为享受用哈喇油炒菜，油是各种植物榨出的，如芝麻。各种鱼都缺少，穷人吃得起的不过是猪肉和米饭。

到了冬天，农民缺乏燃料和衣服，甚至无庇护所，据说，成千上万的人会被冻死饿死，所以他们会卖儿卖女。

《图解中华帝国》里的中国民众

一言概之，人口膨胀、人地矛盾等所衍生出的“民穷”问题，已经在18世纪末的清代中国的广袤大地上充分暴露了出来。

暗流涌动的政治危机

据朝鲜《李朝实录》所载，康熙进入晚年后，他的儿子们不仅大肆“受贿鬻官”，还不断向京城外的富裕人家勒索钱财，“占夺田园人畜”，倘若“人或不与，则侵虐万端，必夺乃已”。

欧洲人绘制的康熙

到了乾隆时期，凡是官员犯有某些过失或存在渎职行为等“过错”的，相关的涉事人员必须向皇帝“自行议罪”并缴纳罚银或赎罪银，以换取宽恕或豁免。他们上交的“赎罪银”少则三万两，多则二十万两。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款项通常会上交至内务府广储司库，成为皇家私囊。

因此，乾隆本人的生活一直以极端奢侈著称。马戛尔尼就认为，“在房屋建筑、室内陈设、饮食、珍玩等方面，中国皇帝的挥霍与享乐程度，为欧洲社会上层所不能及”。

西洋版画中的承德避暑山庄

在这样一个“无官不贪”的帝国境内，精于生财之道各级官员们，迅速将这些负担很快转嫁给了治下的老百姓。

到了18世纪后半叶，官场腐败现象已经极为严重，涉案金额动辄上万甚至数十万。就拿和珅来说，贪污所得不计其数，以至于连嘉庆也不住感叹，“似此贪酷营私，实从来罕见罕闻”。

除此之外，集团腐败的趋势也变得愈演愈烈了起来。比如甘肃省各级官员串通一气，谎报灾情，贪污赈灾款项，结果仅被处死的贪官就达22人，“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

乾隆皇帝六十大寿宴群叟，刊印年代1788年

更为棘手的是，到了18世纪末，“满汉矛盾”颇有愈演愈烈之势。马夏尔尼就曾感慨，“鞑靼官员之气焰，必有令中国（即汉族）官员不寒而栗者在也”。

对此，时任天津道道员的乔人杰对他坦言，“鞑靼与华人之不能融合，将来贵使觐见时自能见之。乾隆皇帝者，鞑靼也，鞑靼不信华人，只信鞑靼。故国家无论何事，有华人办之，必有鞑靼掣其肘。”

乾隆接见马戛尔尼使团成员斯当东之子小斯当东

马戛尔尼还注意到，“中国人每当私下聚会时，鞑靼人的霸道以及皇帝的偏心，成为了他们共同的话题，也是一直讨论的内容”。其中，一些人“不仅会重温过去的荣耀和独立，还会策划近期的行动，密谋复仇”。

通常来说，秘密会社通常兴起于皇权衰微，地方政府对士绅和广大民众的控制力遭遇削弱的王朝末期。而清朝在其鼎盛的乾隆时代就已出现，说明汉族反抗满族统治者的情绪从未稍减。

用发展的眼光看，以白莲教、天地会、哥老会为首的秘密会社在南方地区的盛行，实为满汉矛盾的集中反映。

马戛尔尼使团画师笔下的中国百姓

总而言之，备受歧视与压抑之苦所困扰的汉族各阶层人众的不满情绪的愈演愈烈，高级官僚集团的塌方式贪腐，不仅让国家机器运转逐渐失灵，也让人民生活更为贫困化，社会矛盾与官民关系更为尖锐。

为什么无法挣脱专制桎梏？

一直将古代中国视为“专制国家”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对“中国为何会成为专制国家”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

中文版《论法的精神》封面

孟德斯鸠认为，“小型国家宜于共和政体，中等国家于君主治理，大帝国宜于专制君主治理”。所以，“以中国幅员之辽阔，政体必为专制无疑”。

他进一步指出，“君主政体除了设有以约束君主的基本法之外，还要有介乎君主和平民之间的中间体——贵族阶层，由他们在议会中起到主导作用”。但是，“中国既无欧洲式的贵族，更无任何形式的议会，当然只能列为专制政体”。

更何况，对于古代中国而言，“纵然有了基本法和贵族阶层的制衡，倘若没有三权分立制度以权力来约束权力，握有权力的君主必然会滥用权力，使得君主立宪政体迅速蜕变为专制政体”。要知道，古代中国的帝王集行政、立法、司法大权于一身，绝无三权分立可言。

西方传教士笔下的乾隆皇帝

这种专制制度，给古代中国带来了两大弊病。

首先，集宗教与世俗大权于一身，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没有法律或规章的约束的君主，全凭个人意志行事，为所欲为，会随意处置臣僚与百姓，草菅人命，甚至灭绝他们的家族。

其次，人民必须对皇帝绝对服从，毫无半点自由可言，“荣”是不存在的。另外，刑罚之酷烈随处可见，炮烙、凌迟等酷刑无其不有，一人犯禁，全家受连，人民处于极度的恐怖之中。

最终，他“遗憾”地做出了颇为悲观的结论——“中国除了极端的奴役而外，我们将永远看不见任何其他的东西。”

马戛尔尼使团画师笔下的中国百姓

尾声

总而言之，截至18世纪末，大清帝国依然保持着繁荣与强大。但是，这种繁荣和强大与西欧国家已不相同。

原因很简单，西欧发达国家开始迈向了资本主义，但清代中国依然处在落后的专制体制当中。

位于北京南郊的赛马场，刊印年代1867年，出自《伦敦新闻画报》

当然，西欧国家从农业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并走向资本主义，都是长期历史演变（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大革命等）的结果。

作为对比，作为与愚昧落后相抗衡的启蒙思想与科学技术，必然会遭遇到古代中国统治阶层的极力排斥。

可以说，只有启蒙思想与科学技术真正成为了社会发展的制衡力量，社会科学意识空前增强的时机，中国的近代化之路才得以被打开。

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名人及发明

伴随着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维系统治的国家机器，就像一支疲于奔命的消防大队，几乎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了应付扑灭各地起义的烈火当中。对于18世纪后半叶西方世界的革命性变化，统治阶层几乎一无所知。

最终，他们不得不吞下连续战败以及割地赔款的苦果，痛苦地走上一条被动的且几乎不可能成功的“自强之路”。

关于康乾时期的历史地位，有人将之视为“古代中国历史上的一大盛世”。但也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民不聊生、思想僵化返回搜狐，查看更多